鲁迅的小说教案范文(全文)

2024年 5月 16日17:08:12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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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性课题论文

课题名称: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研究时间:2011年03月15日

班 级:高一五班

指导教师:胡润华 组 长:靳庆华

小组成员:杨少雄、王 蕊、 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学 校:临洮县第二中学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靳庆华、杨少雄、王

蕊、石家驷、祝丽兵、范荣刚

[摘要]:鲁迅小说的题材反映了时代本质和精神特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采用了“画眼睛”“勾灵魂”等的手法而生动传神。小说结构形式以显示个性为准则,形式丰富多彩,同时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语言风格文约意深,简笔传神。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题材 结构 人物形象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江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编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城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一件小事》、《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节选)等八篇。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

《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儿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故事新编》中有八篇小说。鲁迅只是取神话、史实中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可见鲁迅着力于发掘神话、史实素材中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提炼出有“为现在抗争”的题材。《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取材于神话传说。《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对“古衣冠的小丈夫”这种封建卫道者作了辛辣的讽刺;《奔月》刻划了羿这个古代英雄在艰难环境中的挣扎,也揭露了以怨报德、趁火打劫的逢蒙一类人物的嘴脸;《铸剑》歌颂了眉间尺、黑衣人两个英雄的复仇精神。《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五篇,对大禹、墨子、伯夷和叔齐、老子、孔子和庄子等给予适当的评价,借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现实中的鬼怪现象进行了批判,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意义,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因为鲁迅当时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抨击反动派的杂文很难与读者见面。他就选择古代神话、传说和史实题材,也穿插进现代社会的内容,捎带给敌人一刀,为我们提供了借古讽今、古代今用的典范之作。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魏连殳、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人物形象也是采用“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例如《理水》中写禹及其治水的人们出场:“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写大禹不辞辛劳,长期治水,“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突出了大禹舍已为公、一心为人民治水的形象。

三、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恶势力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 4

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6、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四、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

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何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是一段思中有辩、辩中有思的心理描写。《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 5

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面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喷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如《故乡》的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伤逝》中有一段触景伤怀的抒情:“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小说中的“我”看到景物依旧而人已不在,运用排比和反复的句式倾吐胸中无限的悔恨和悲哀,具有感人的力量。《伤逝》通篇流荡着悲痛欲绝、感人的肺腑的情感,加以思辨性的抒情,可以说是一篇感情色彩最浓的散文诗体的小说。

五、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 6

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庙里就没有闲房?„„”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 7

“你能抵挡他么”?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七、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第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第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

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 8

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第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呐喊》、《仿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也很简洁,含义深刻。它具体体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由“遵命”为革命“纳喊”助威,到“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中观察、探索、追求;因此在《故事新编》中翻故为新,古为今用,继续抗争。

鲁迅小说吸收了中外古今小说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在题材、人物、结构、思辨,写实与象征、讽刺和语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我们应该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林贤治、鲁迅小说全编、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6-03-01

2、邵燕祥、重读鲁迅、东方出版 2006-12-1 9

周爱荣(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主要从词语锤炼、辞格运用方面,分析鲁迅先生小说的语言修辞艺术。论述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揭示主题时,善于选择准确、鲜明、生动的词语,增强表达效果;采用多姿多彩,新颖别致的修辞方法,体现出精湛的语言艺术技巧。 关键词:鲁迅小说;词语锤炼;句式选择;辞格运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刻的思想性、体裁的多样性、人物的典型性以及语言的讽刺性等多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在小说方面,尤其偏重于研究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笔者认为,鲁迅先生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修辞巨匠,他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极具特色的语言修辞艺术。本文仅就其小说来探讨一下鲁迅先生的修辞艺术。

修辞讲究的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取得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鲁迅先生的小说,无论是在词语的锤炼,还是辞格的运用上,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和仔细推敲,收到了奇妙的表达效果,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 1 词语锤炼

词语的锤炼,古人叫做“炼字”。锤炼的目的,在于寻求最恰当的词语,既生动贴切又新鲜活泼地表现人或事物。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有独到功夫的。他选用词语,既能体现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使语言表达精当贴切、简洁明晰、幽默风趣、含蓄深厚,又能体现用词的连贯性,力求配合得当,整体和谐,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或增添新意,或附加色彩,或弦外有音,或陡增文采。如:

(1)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故乡》)

这里的“心情”指心境的感情状态而言,“心绪”则指心境的安定或紊乱而言。这是一组意义相近而又有差别的近义名词,不可互相替代。鲁迅先生这种把近义名词交互使用而又有区别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在使用动词方面,鲁迅先生尤其注意筛选最妥帖的词语,灵活多变,使作品增添文采。如:

(2)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3)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孔乙己》)

例(2)中的“排”字,用得精彩。那斯文郑重的付钱方法,暗示出孔乙己的拘谨迂腐。这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个性化的神情和动作。而例(3)中的“摸”字,写出了孔乙己历经岁月沧桑已经临近生活的穷途末路。“摸出四文大钱”,准

确地写出了孔乙己的潦倒不堪、走投无路,预示了孔乙己悲惨的结局。

(4)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药》)

例(4)中的几个动词,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康大叔的丑恶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揭露了他的丑恶面貌和贪婪本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像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不胜枚举。足见鲁迅先生善于运用恰当、准确的动词,表现人物的神情动作,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

鲁迅先生在用词上,十分注意词语的前后配合,整体呼应,更加增强了作品的修辞效果。

如:(5)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之事。 (《孔乙己》)

上句中的“偷”(口语词)、“窃”(文言词)、“偷窃”(书面语词)是一组语体色彩不同的同义词。小店里的人们用“偷”取笑孔乙己,孔乙己则用“窃”辩解遮掩,故意做字面文章,似乎“窃”与“偷”不同。选用“窃”字一方面是为了描绘孔乙己不得已而辩解的窘态,另一方面也同他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性格特征相吻合,有力地表现出这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迂腐和可悲。而“偷”和“窃”连缀使用,既符合故事叙述人店小二略识文墨的身份,也对孔乙己的辩解起了点破的作用。“偷”、“窃”、“偷窃”三个同义词紧密配合,前后照应,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展现了作品深厚的寓意。

(6)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社戏》)

“跳下”、“拔”、“陪”、“坐在”、“聚在”、“点开”、“一磕”、“退”、“出了”、“架起”、“一换”、“夹着”、“前进”等一系列动词,生动地表现了闷了一天的迅哥,和十几个少年傍晚坐船去赵庄时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又用“年幼的”、“较大的”、“潺潺的”、“碧绿的”、“飞一般”这些修饰语,把当时的情景、声音、色彩、速度等等一一描绘出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鲁迅先生不仅善于选用名词、动词、形容词,还善于恰当选用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和专门术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还善于运用叠词以及双声叠韵词、摹声词等,使语言具有音乐美,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2 辞格运用,精彩纷呈,新颖别致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修辞方法,这也是他的小说富有文采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仅就他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方法加以说明。2.1 比喻比喻,是人们常常用到的修辞方法。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仅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用得新奇巧妙,出神入化,收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在他的小说中,几乎篇篇都有比喻。单是《药》一文,就有十六处运用比喻。如:(1)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2)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来,夹袄也帖住了背心,两块肩胛骨高高突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药》)(3)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故乡》)例(1)用仿佛被无形的手向上提着颈的鸭子,来比喻踮着脚伸着脖,围在刑场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例(2)比喻新颖而又奇特,显示了作者特强的观察力。例(3)首先对杨二嫂进行具体的外貌描写,然后用一个比喻来刻画她的形象,鲜明而又生动。这三个比喻新颖而又贴切,使人过目不忘。2.2 借代运用借代,可以表达作者的爱憎,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引人联想,发人深思,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常常灵活运用这一修辞方法。如:(1)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孔乙己》)(2)“老栓,你有些不舒服吗?———你生病吗?”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驼背五少爷话还没完,突然闯进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红眼睛原知道他家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药》)例(1)中的“短衣帮”指穷苦的劳动人民,“穿长衫的”指有钱的上层人物。这是用衣着特征来指代人。例(2)中的“花白胡子”、“红眼睛”、“驼背”,是以人的长相特征代替人。少爷养尊处优,不劳动,最容易驼背。牢头见钱眼红,用红眼睛来指代,一语双关,再恰当不过了。另外还用“满脸横肉的人”、“黑的人”等来指代刽子手,增强了读者对他憎恶的感觉。借代的运用,收到了形象突出,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的效果。(3)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4)“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阿Q正传》)例(3)“银桃子”是用事物的质地和形状来代替“柿油党”的徽章;“柿油党”是通过谐音来代替所谓的“自由党”。例(4)中的“哭丧棒”是指代假洋鬼子的所谓文明棍。这两例借代,表现了作者对“柿油党”和“假洋鬼子”的嘲讽之意、憎恶之情。

2.3 夸张鲁迅先生在作品中还善于通过夸张来表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如:(1)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阿Q正传》)“拍的一声”跟“打在自己头上”本来是同时出现的。这里用超前夸张手法,使人先闻其声,使所描写的阿

Q的紧张心情显得更加逼真。(2)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例(2)运用对比性夸张,突出车夫高尚伟大的人格,反衬自己自私渺小的心灵。2.4 反复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鲁迅先生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反复这一修辞格。如:(1)九斤老太虽然高寿,耳朵却还不很聋,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仍旧自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说。„„„„九斤老太很不高兴地说,“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风波》)《风波》这篇小说中,把“一代不如一代!”反复了八次。由于生活困顿,这位农家老太就产生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烦恼和牢骚。反复的运用,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九斤老太这一消极慨叹的批判。(2)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地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看看将近初冬;„„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在《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最后几节,掌柜的四次提到“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三次分别是在中秋、年关、端午这样旧时商店结算清账时,一次是在孔乙己长久没来,突然再来时。这一反复,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孔乙己已经穷困不堪,不能再保持原来“从不拖欠”的“好品行”了;二是掌柜的并不关心孔乙己的死活,除拿孔乙己当笑料外,只关心孔乙己拖欠下的酒钱;三是,从这一反复中更可看出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和惨痛结局。2.5 婉曲婉曲,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用了很多。在小说中,为了更好地表达主旨,刻画人物,作者也恰当地运用婉曲这一修辞方法。如:(1)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作者借狂人之口,呼吁人们要尽快改变几千年“人吃人”的封建历史,不要再让那些孩子遭受吃人或被吃的境遇。“救救孩子”这一激情的呼喊,表现了作者对未来社会寄予无限的希望,结尾深沉而有力。(2)“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洁地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祝福》)祥林嫂在大过年的时候死了,鲁四老爷认为非常不吉利,就很气愤。所以,短工在回答问话时,就有意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含蓄委婉,避讳得体,既符合语境,又符合人物身份。2.6 对比对比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从而使客观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得更加集中、更加鲜明突出。鲁迅先生常常运用这种修辞方法。如:(1)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这来的便是闰土。„„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

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单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只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故乡》)作者通过对眼前的和二十年前的闰土的外貌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和兵、匪、官、绅的种种困扰,使得他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心态麻木的木偶人。对此,作者感到非常悲哀,对闰土表现了无限同情和怜悯。(2)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风波》)坐着酒船的文人,诗兴大发,赞赏“无思无虑”的“田家乐”;而事实上,农民吃的是乌黑的干菜,松花黄的米饭,捧着十六个补丁的破饭碗,怀着无尽的烦恼和恐惧。文豪赞赏的“田家乐”,正反衬出当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说不尽的“田家苦”。在《一件小事》中,作者通篇运用对比手法。“一件小事”和“国家大事”的对比,突出“一件小事”意义并不“小”;“我”和车夫的对比,突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突出了“我”自新的决心和自我改造的勇气。2.7 警策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常常运用警策,表达深刻的哲理。如:(1)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2)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也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例(1)中狂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几千年中国封建历史的本来面目,辛辣地讽刺了一切统治者的凶残本质。有人说,在《狂人日记》中,作者让狂人宣泄出许多清醒深刻的政治诗似的警句,是为了直接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例(2)是《故乡》的结尾,富有哲理,耐人寻味,所以成为格言。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青年和革命者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像这些富有深刻哲理性的语言,只有鲁迅先生才能写得出。(下转第99页)39周爱荣:鲁迅小说中修辞的妙用.此外,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还有比拟、双关、回环、顶真、拈连、仿词、反问、反语等修辞方法,有时,还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论列。总之,鲁迅先生的小说,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起来,为我们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语言修辞艺术,也显示了先生高超的语言修辞艺术造诣。

参考文献:

[1] 鲁迅小说·呐喊[M].漓江出版社,1999.

[2] 鲁迅小说·彷徨[M].漓江出版社,1999.

[3] 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 郭正元.《狂人日记》新探[A].现当代作家作品论[C].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中学语文教材选用过《社戏》、《故乡》、《孔乙已》、《药》、《祝福》、《阿Q正传》和《狂人口记》等。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题材、人物、结构、思辩、讽刺和语言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风波》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此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孔乙已》、《祝福》、《伤逝》、《孤独者》、《明天》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此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反映了人民在受苦和挣扎,中国要革命和解放,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突出其性格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鲁迅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娟生„„等,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请看《阿Q正传》中的阿Q,头戴破毡帽,拖着黄辫子,长着癞疮疤,他遭打后不敢反抗,贴上酒钱后骂:“儿子打老子。”这就把一个落后的农民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孔乙己》中写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偷书被打,申辩说:“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揭示了一个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的性格。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肥皂》围绕着“肥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而目。

2、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如《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

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5、采取侧而烘托与正而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人员的腐败,从而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四、小说的思辨性更具诗化的特征

思辨,就是思中有辨,辨中求实、求真。思辨性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 思辨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如《祝福》中的“我”与祥林嫂关于人死了有没有灵魂的对话之后,有一段描写“我”的心理思辨。《狂人口记》中狂人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作者对“狂”与“非狂”的思辨。《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的辨析,关于阿Q的姓名、籍贯的“考据”,是思辨性的文字,第七章关于阿Q的“革命畅想曲”的描写,体现了鲁迅对私欲、成见、旧有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超越的矛盾性的思辨。

鲁迅小说中人物而对读者吐露心曲,让主观情感啧射出来,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更具有诗化的特征。如《故乡》的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富有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迷茫中看到希望的路,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五、“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

“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己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

六、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点特色。

第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而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检 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检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瘩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第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儿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此顾客,多是短衣帮,人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而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2.对比:如《故乡》中,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3.反复:如《孔乙己》中第

二、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

4.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二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第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也很简洁,含义深刻。它具体体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

鲁迅小说吸收了中外古今小说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在题材、人物、结构、思辨、讽刺和语言等方而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我们应该认真学习。

提要:本文试图突破前人从表现方式、艺术特色、结构功能等方面对鲁迅小说心理描写进行分析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心理叙述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分析,力图对鲁迅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文章的主体可分为四部分:意识的流动、内心的自剖、第三人称的透视和全方位的推测与想象。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心理描写 心理叙述视角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祖,他的小说向来以“表现的深切和形式的特别”[1]而著称。对于其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过去曾有人说:“鲁迅的小说里缺乏描写”,“甚至连人物的血肉也缺乏”;[2]有人则认为:“鲁迅创作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粗枝大叶的手法——无论人物和景物都是这样”。[3]至于说鲁迅小说缺乏心理描写,更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呐喊》、《彷徨》中的人物描写,特别是个性描写,是非常成功、很有特色的。鲁迅就非常善于抓住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状态的特征,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性格和命运的人物形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它的小说正如他自己在论述清讽刺小说时所说,“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眼前”[4]。 历来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小说都颇多研究,对其心理描写的特点与卓越之处也有所涉及,如王瑶的《鲁迅作品论集》,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等。当前,专门研究鲁迅小说心理描写的文章有王黎的《谈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5],刘家鸣的《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艺术》[6]和刘增人、冯光廉的《〈呐喊〉〈彷徨〉心理描写特点》[7]等。王黎先生分别从鲁迅小说心理描写的思想性、时代社会性、表现方法的灵活多样性及内容的丰富多彩性来进行论述,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过多地写了心理描写对文章思想性的作用,且第

一、二部分有重复《狂人日记》之嫌;刘百鸣先生以心理描写的表现方式为基点分四部分进行论述,并提出了“鲁迅善于以朴素的笔调,白描的手法, 图貌传神,不但描绘了人物的外部形态,而且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精辟论断。刘增人、冯光廉两位先生的文章概括了鲁迅小说心理描写的表现手法(动作、语言、表情、幻觉等),功能(推动情节、突出人物、深化主题),风貌(悠长哀曲、肺腑短歌、悲剧基调、喜剧讽刺),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很有启发。

本文试图从心理叙述视角方面对鲁迅小说进行研究,分为意识的流动、内心的自剖、第三人称的透视、全方位的推测和想象四部分。 一

对待人物的心理描写,鲁迅没有停留在表现人物的表层意识上,而是深入开掘人物内心深层的东西,表现人物潜意识中隐藏的思想与奥秘。这种意识与心理的流动,随着作者笔触的展开,层层深入而清晰地展现于读者面前。《狂人日记》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另外,《阿Q正传》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描述。 《狂人日记》给读者的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创作方法上与传统的小说不同,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有的是断断续续片段的意识流露,以日记中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心理。杨江柱(1981年)提出“《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陶福登也说,对《狂人日记》要“寻求一种不同常规的阅读方法”,那就是“按照意识流的路子去阅读鉴赏”[8]。

鲁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多面地不仅描写了一个狂人的外在行为特征,还深入刻画了狂人的内在的心理特征:从狂人的视觉、思维、推理以及错觉和幻觉,来表现这个处于被迫害的感觉之中,仍然奋起反抗斗争的反封建的灵魂。

在鲁迅笔下的这个狂人看来,不管自家的还是外面的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无不体现着吃人的动机:出门时赵贵翁“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出门后更感到了“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这两句简洁、鲜明的语句,就是狂人当时似狂非狂、诚惶诚恐的真实心理写照。

在狂人想来,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甚至当时还没有出生的男女,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想害他;狂人更认为世人要设下圈套,立下名目,想出理由来吃他:“古家的簿子”(2次)、“疯子有什么好看”形象鲜明地写出了狂人那混乱的逻辑与推理。按照这个狂人的逻辑,夜晚的月亮或者书本上的海乙那,甚至那“赵家的狗”,最终都可以推至吃人,而且别人说的任何话语都可以看作是吃人的暗号,如路上一个女人打孩子时的“咬你几口”;所有的人都怀有吃人的目的,因此狂人感到恐惧。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为“狂人”设置了一个“圈子”。“圈子”以外的人都是被狂人怀疑为可能吃人的对象;圈中的狂人终日神思恍惚,恐惧无限,虽然这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而已。但是,圈外环境的存在又使他不得不产生恐惧之心,即使圈中也并非安全之久地。在这里,鲁迅留给了读者以充分的想象与思维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狂人的一切思维活动,看来好像十分杂乱,但却是合乎精神病人因心理紊乱而出现的思维活动的:兴奋多动、惶惑多疑,又离不开“迫害狂”的恐怖心理。其特点是“从‘内心独白’中所体现出来的非理性的主观性、随意性和直观性”。[9] 在小说中,鲁迅更运用了主人公的幻觉、错觉等表现手段来揭示他的被压制的潜意识心理。 按照精神病人常有的心态,他会迷失自我,在生活中分不清现实与非现实,甚至会经常出现幻想的虚无,产生错误的想象和荒谬的结果。“狂人”可以将鱼幻化成人的形象,“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甚至会凭空幻化出自己与人对话的情景,还会将“仁义道德”转换成“吃人”这一符号。而重压之下的他又不得不发出了“吃人的事,对么?”这一连串进攻性的质问。这些幻觉、错觉的描写,在小说的心理描写中是司空见惯的手法,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将这些手段置于与外界事物的感应之中,包括对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如古家的簿子象征封建传统;赵贵翁和其狗象征封建势力。陶福登曾说:“意识流小说往往喜欢用意象、比喻、联想等方式来象征抽象的潜意识流动。《狂人日记》的深切主题也正是在大量的象征手法中表现出来的”。[10] 鲁迅运用了多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使狂人的心理在合理与悖理的矛盾、现实与非现实的知觉中得到统一,从而将他的全部思想、符号、思维都凝聚到“吃人”这一点上,形成了一个总体的象征。

《阿Q正传》中阿Q的意识是通过绘制心理图画,传达心理信息的。

阿Q“恋爱悲剧”的形成是由于他内心对异性的那种天然渴求及封建礼教下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条造成的。连孔老夫子都说“食色,性也”,更何况是在小尼姑那句“这断子绝孙的阿Q”的导火线的引燃下,阿Q心里自然会天马行空: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了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

“女人,女人 团内通讯第6期 “大中专教育接轨试点”2004年秋 2006年福建省泉州市初中毕业、升 论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 陈丽丽 提要:本文试图突破前人从表现方式、艺术特色、结构功能等方面对鲁迅小说心理描写进行分析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心理叙述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分析,力图对鲁迅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作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文章的主体可分为四部分:意识的流动、内心的自剖、第三人称的透视和全方位的推测与想象。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心理描写 心理叙述视角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祖,他的小说向来以“表现的深切和形式的特别”[1]而著称。对于其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过去曾有人说:“鲁迅的小说里缺乏描写”,“甚至连 论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陈丽丽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①“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三集时,把入选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他是最早概括这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人。”②鲁迅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含义,而且在自己创作中实践着。因此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③由此可见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都出现得很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一 鲁迅的故乡在浙江之东——绍兴。鲁迅初到人世,就已经在不由自主地吮吸着浙东自耕农的文化养料了。这个家中操持家务的祖母(蒋氏)、母亲(鲁瑞),原本都是“目不识丁”的乡下人,蒋氏的善良、幽默,鲁瑞的刚毅、坚忍都与浙东民性相通,而深深的影响着鲁迅,以至在他别离故乡几十年后,仍然在他身上留着拂不去的印痕,在他身上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鲁迅乡土化的生活习性。这在鲁迅与出生于沿海城市的一个官僚之家的许广平的共同生活中,留下了许广平如下的回忆—— 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一样的穿出来。 俭省有时几乎令人看不过去,例如抽香烟,直至烧手或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然后丢掉。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 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 他喜欢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象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正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的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这对其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有特殊的意义,在作品中寄托了他对故乡的深情。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但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纸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鲁迅缘此而感受到未失童心、稚气的温暖与慰籍,在他的心灵中竟一直保持着诗的魅力。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倾吐在字里行间,饱含在对浙东故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的描绘和刻画上,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的展现。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文学的常见主题。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药》、《风波》、《故乡》、《离婚》、《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作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按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④这一习俗在《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代。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离婚》中写了庄木三到施家去“拆灶”。《风波》中用小孩子刚出生时称的斤数命名,则是浙东农村一些村庄取小名的“普通的习惯”。《孤独者中》中魏连殳死时门上贴“斜角纸”,也都是浙东一带风行的习俗。“狗气杀”这种浙东农村特有养鸡器具,在《故乡》中都有出现和说明。这些习俗在鲁迅作品中的出现,是作为细节的真实,也是鲁迅少年时期故乡生活的写照。有的有助于丰富人物的性格,有的推动了情节的发展,鲁迅对于习俗的描写,是交代生活着的具体的有特色的环境。如《祝福》中对预备祝福和祭祀的环境描写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家家户户一律的忙,特别是女人更忙,“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二是说在祭祀时很慎重,“拜的只限于男人”。祥林嫂生活在这一环境中。她的悲剧命运与悲惨的死,就是在鲁镇四次祝福的习俗中完成的。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孔乙己》中曲尺形柜台的不同格局和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喝酒方式,不仅反映了浙东小镇酒店的乡土风韵,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农村穷、富两个阶级的对立。鲁迅往往把绍兴一带的小酒店和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若非少年时代耳濡目染,很难凭空构造出这样的生活环境,同样也是鲁迅少年时期乡土生活的写照,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的“刻”在鲁迅的记忆中。绍兴是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江南水乡,“绍兴师爷”名扬天下,是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之地。鲁迅乡土小说的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总之,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那种近乎“仙境”般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神奇美妙、传神、动人、可爱,也只有诗那般的环境才能映衬出童心的那份绝假存真,稚气的温暖与慰籍。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镶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上,留在鲁迅美好的记忆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封建等级观念日益的加深,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隔阂,人情变得如此淡薄,这也就是当时时代风尚的反映。总之,小说中的景色描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再现,更是鲁迅的“乡土情结”淋漓尽致的展现。 鲁迅对故乡风俗、景物的描写,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鲁迅对乡土有独特的感触皆源于其自身的“乡土情结。”第二,鲁迅着重点染的是浙东水乡的特色,提供人物活动的舞台,展现人物性格,反映时代风貌以显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第三,鲁迅笔下描绘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增加了美和力,给读者“视觉”以冲击,而产生精神的愉悦,富有美感,表达了作者的美学思想。 二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鲁迅对于风俗、景物、乡情的描写,也不只停留在“游历家的眼光”上,而对于农村农民和妇女生活的描写,更显示了“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经历进而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形成强烈的“乡土情结”,使他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某种农民因素。这种因素进而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倾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把他最真挚、最深厚、最热烈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他饱蘸同情的笔墨,写出了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喘息的苦难。鲁迅“象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⑤把这种深厚的情感全都倾注到他的小说创作中。《故乡》中老实忠厚的闰土,年复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战线上挣扎着,被压榨得说不出话来,变成了木然毫无表情的“石像”。如果说闰土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活,那么阿Q则是“想做奴隶而不得”。阿Q的命运比闰土更惨。

鲁迅在《故乡》、《阿Q正传》中描写了农民生活的悲苦与挣扎,而在《明天》、《祝福》、《离婚》中,则描写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与挣扎。从祥林嫂到爱姑,无不如此,如果鲁迅只能把中国农村的农民与妇女的悲苦生活描写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话,那么,二十年代其他的乡土作家们也是能够做到的。而鲁迅反映故乡生活的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典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农民深深的“爱”和极为强烈的乡土情结。鲁迅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倾吐: 第一,鲁迅了解农村更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与妇女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妇女要恪守“三从四德”。鲁迅指出中国的妇女没有妻性,只有儿女性。他们把伟大的母爱倾注到孩子身上,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把宝儿看作她的唯一希望。为了宝儿,她在苦难的生命线上拼命地挣扎着。但是,却不料病魔与庸医夺走了宝儿生命。单四嫂子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现在“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这是一个伟大母亲的心在极端痛苦时对周围感觉“变形”的反映。单四嫂子是那样的孤寂,那样的空虚,那样的悲痛,那样的绝望 。《祝福》里的祥林嫂重复地向鲁镇的人们诉说她儿子被狼叨走的悲惨故事,最后怀着恐惧和希望走向地狱。去寻找她可爱的阿毛,鲁迅揭示他们心灵的痛苦异常深刻,震撼着读者的灵魂。第二,鲁迅不仅描绘农民与妇女的痛苦生活,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祥林嫂被封建礼教所虐杀,爱姑被夫权主义所残害,阿Q被封建司法制度所杀害,闰土被封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所压扁。鲁迅揭露了封建社会各种制度是造成他们痛苦与悲剧的根源。鲁迅揭露的目的,是在于令人对封建制度产生动摇与怀疑,以至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第三,鲁迅不仅“哀其不幸”,同情农民与妇女的疾苦,而且“怒其不争”,揭示他们的愚味与麻木,并着力地进行鞭挞,而且揭示了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鲁迅描写农民的麻木与昏沉,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祥林嫂伤心的故事,引不起鲁镇人们的同情;咸亨酒店的“短衣帮”以奚落孔乙己为乐;单四嫂死了儿子邻居都来“揩油“;华老栓的儿子得了痨病,用人血馒头来论。更有甚者,愚昧的群众竟成为鉴赏杀人的看客。鲁迅鞭挞农民缺点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启蒙他们的觉误。鲁迅重视思想革命,写阿Q突出精神胜利法,是为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暴露国民弱点,从而走到开始反省的道路。 第四,鲁迅说:“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⑥正是在与农民的亲近中形成深深的“爱”使他对中国农民有深入的了解,在描写农民困苦的同时,鲁迅还在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可贵的是:他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在当时作家中具有这种远大,尖锐目光的几乎没有,这确实表现了鲁迅独特的思想家的高超。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看法几乎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相近。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鲁迅不仅看到农民的愚昧与落后,而且还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潜在反抗力量。而这种反抗愈来愈烈。从祥林嫂到爱姑的反抗,就显示了这一点。即使象阿Q这样落后不觉误的农民,也有革命的要求。 “爱之深,责之切”正因为鲁迅深爱着故土,也深爱着农民,所以他狠狠地鞭挞农民的弱点,唤醒他们起来斗争。因此,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三 生活之网往往并不随人们的主观意愿把人紧紧地裹挟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浙东农民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鲁迅,农民的气质连同形成的土壤进而构造成鲁迅强烈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转化成的无意识的创作趋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比如,鲁迅受故乡农民的影响而形成的“幽默气质”,在他的小说中就有着随处可见的表现;但这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幽默,是笑中含泪,以喜剧的方式表现悲剧的内容。(如阿Q形象的刻画)。鲁迅少时的乡土生活经历,在其小说中极为常见,当鲁迅别离故乡三十年后,提笔给故乡农民和生活画像时,昔日的生活场景以至种种细节,人物形貌、神情、评议,几乎下意识的汇入笔端,形诸纸面;而这一切似乎又统摄于他的“乡土情结”中。仅就他的小说中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而言,鲁迅对他们身上的精神残疾的表现,总是严格限定在不失农民基本品格的前提下。诸如阿Q的勤劳,闰土的质朴,祥林嫂的坚毅,单四嫂子的慈爱;故乡农民的美德,正是这些人物魅力所在。他要求笔下形象再现故乡农民固有特征的惊人的准确性,因此在小说创作方法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他敢于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现实,不粉饰、不瞒骗、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农民,以他独特的发现,真实地描写农村、农民,因为鲁迅深爱着苦难的农民。他写的都是浙东一带乡村中普通的人和经常发生的事。鲁迅依据少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从农村现实生活出发,以普通人平凡事为主要描写对象。他独具慧眼,从平凡中发现出不寻常来,从普通中挖掘出特殊的意义来。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凭着少年故乡生活的经历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故乡》中的金色月夜,《社戏》中的朦胧月色,《风波》中的土场黄昏,清新淡雅,宛如一幅幅水墨画,这都缘于作者对故乡风情的那种浓烈的情感渲泄,但这种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的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低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鲁迅由此而对故乡的农民那种强烈的爱,得以表达。在作品中鲁迅灵活的运用了使自己倍感亲切的绍兴方言,《大明灯》结尾的民歌。“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这是绍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其中“戏文”就是浙东方言;它反映了绍兴水乡特有的风物,很富有诗情画意。在《风波》的黄昏临河的土场上,农家的妇女、男人、八一嫂、赵七爷对辫子的议论和九斤老太的唠叨,我们仿佛听到了绍兴乡音,感到特别的亲切和真实。方言运用得当,很能表现地方色彩和作家的艺术风格。反之,则使读者看不懂,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此外在语言中还保留着农民特有的眼光与用语。比如,农民对人的好坏,事的是非往往用“忙”与“闲”之类简明、朴素的尺度来辨别。但鲁迅在文中方言的运用往往是恰到好处、这与作者的乡土生活经历很有关系。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味到来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对浙东乡土的真挚的情感——乡土情结;也能深深的体味到作者心间流淌的农民的血液,他深爱着他的受苦受难的农民,而对农民的这种爱又是其乡土情结之源,基于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才能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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